国王的钱与权，英法两国形似神不似的专制发展
小炒注：专制是个烧钱的技术活。
请先阅读上篇：国王的钱与权，英法两国形似神不似的专制诞生
这几天有个大新闻：英国正式脱欧了。欧盟内部对此反应最激烈的就是法国。英法虽然一衣带水，但在近代史发展上是云泥之别，几百年的差异发展使得两国从来都是面和心不和，俗话说，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家门。
表面上看，两国都经历了“罗马帝国-封建割据-君主专制-资产阶级革命-民主社会”相同的演变历程。但事实上，两国历史从16世纪的君主专制开始分叉，呈现差异化的进化路径，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体制也是明显不同。
在历史课本里，介绍16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历史，都离不开“专制”二字。在百度百科里，称16世纪是英国君主专制的黄金时期和法国君主专制的奠定时期。
但是，两国的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，可以说是面子相同里子不同。我们就从这里开始，一窥两国的重大差别。
我们的分析，依然从财政和社会结构这两把钥匙着手。
到15世纪末，英法两国国王的常规收入，除了传统的王室领地收入外，都实现了开源。但两国的增收途径有着本质的不同。
法国的增收以人头税为主，人头税是直接税，以国民的财产为计税依据。英格兰的增收主要靠关税，关税是间接税，以进出口的交易额为计税依据。
二者有什么区别呢？区别太大了。假设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税率都是10%，一个人有100块钱，那么直接税（人头税）就直接是10块；间接税呢，只有当这个人花钱时才能征收，他花60块钱买鞋子，间接税就是6块，剩下的40块是不计税的。关税只是间接税的一种，只有当这个人花60块搞进出口贸易，才能征税6块。如果这个人不搞国际贸易，这100块无论是全留着还是用来买国内商品了，都不用缴纳关税。
所以，听明白了吧，二者的税基差距十分明显。
再说说课税对象。法国的人头税主要向弱势的第三等级征收，贵族是免税的；关税的征收对象是搞国际贸易的商人，在英格兰算是富人或准富人。在《国王的钱与权，英法两国形似神不似的专制诞生》我说过，向富人征税是很难的，这些商人可以通过走私、贿赂等一系列方法逃税，而穷人只能老老实实地纳税。
所以，二者的税收流失差别也十分明显。
这种财政体系的差距，再加上英格兰本就比法国落后得多，决定了一个结果：英法两国财政收入的天壤之别。到15世纪末，法国财政收入超过400万里弗尔，而英格兰才10-15万英镑，只有法国的一点零头。（1里弗尔=1英镑）
这就决定了法国的专制王权，走在英格兰的前面。
但是，两国的财政都处于拮据状态：法国战争开支庞大，英格兰收入太小。扩充财政收入，始终是两国扩大王权的最核心命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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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的地方差别法国在15世纪末初步统一了全国，但地方差别依然较大。这也很正常，存续了上千年的封建割据，这种牢固的地方主义不是半个世纪的统一战争就能解决的。
法国财政分为直属财政省和三级会议省。直属财政省是传统的王室领地，直接税的征收始于这些地区，应税比例就较高。三级会议省依然享有较大的赋税特权，国王征税需要与地方的三级会议协商税收额度，常常免征或少征直接税。
法国这种财政体系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，国王已经可以向地方摊派税赋，尽管额度有限，但极大充实了国王的财政实力，国王远超地方诸侯的财政实力，使得专制王权成为可能。
它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三级会议省的财政独立性。国王与三级会议省之间是一种包税制关系，三级会议省向国王缴纳固定税赋后，这些地方依然实行“本地收、本地支”的独立财政体系，没有进入中央国库。
而在这些三级会议省内部，不同的省份，差别也较大。
以1484年的直接税分配为例。直属财政省占比55%左右，在三级会议省中，勃艮第面积最大，税收只占比8%；北部的诺曼底和东南沿海的朗格多克，面积和人口相当，但诺曼底占24%，朗格多克占12%，只有前者的一半。西北沿海的布列塔尼则免征。
国王以牺牲财税自主权的代价，换取地方统治阶级和民众的合作，才造就这种地方的财政多样性。这是国王的一种暂时妥协。
剩下的问题，就是继续扩大财政收入，王权逐步向地方渗透，这就要交给时间了。后面再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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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格兰的财政自理能力都铎王朝刚建时，英格兰国王的财政收入在10-15万英镑之间，王室领地和关税各占1/3左右。
这点钱，甭说打造军队和官僚体系了，连和平时期的王室正常开支都难以维持，更别说发动战争了。因此，都铎王朝的国王们，都极力挣脱中世纪的财税束缚，扩充财政收入。
为什么英格兰国王就不能像法国那样向全国摊派税赋呢？这里面的关键原因就在于英格兰的战争压力很小。南面处于英吉利海峡的保护下，北部是人口稀少、经济原始的苏格兰，基本没有外来入侵的风险。只有它打别人，别人很少来打它。
没有战争的威胁，国王就没有借口强行征税，国王没有多余的钱，也就不能建立自己的武装。所以，国王一直没有自己的常备军，也就没有能力强迫地方缴税。因此，与法国建立常备军不同，英格兰国王只能实行雇佣军。
常备军与雇佣军的关键不同在于，常备军的军费每年都要，而雇佣军在打完仗就可以解散了，二者对国家财政能力的考验差别很大，对国王的忠诚度更是悬殊。
岛国的这种地缘环境，有利于割据和宪制，不利于专制。
财政收入的巨大差别，决定了英格兰国王只能向对岸的法国投去羡慕的目光。整个16世纪，英格兰国王们都致力于追求财政独立性，摆脱议会束缚。
征收议会特别税的最佳借口就是战争了，既能维护国家安全，满足国内的愿望，也能通过多报数将一部分特别税中饱私囊。但议会成员都是精明的富人，能够跟国王讨价还价，严格限制特别税的税额。
1485-1509年，共获得28万英镑，相当于每年仅增收1.1万英镑，与全国实际财富严重背离。1511-1514年的第一次对法战争，耗费90万英镑，征收28万英镑的特别税；1522-1523年的第二次对法战争，耗费50万英镑，征收16万英镑的特别税。特别税仅能满足战争开支的1/3。
1525年，为筹借军费，亨利八世向全国征收1/5的财产税，遭到议会强烈反对，只得放弃，还落了个“财政讹诈”的口实。1529年，亨利八世将税率降到1/6，除了招致“破坏法律与自由”的恶名，一无所获。
法律是谁的法律？自由是谁的自由？绕开服务对象谈法制与自由，是没有意义的。
还是上篇提到的问题，向富人征税终究是行不通的。
无法通过议会扩充实力，但英格兰国王并没有放弃，继续寻找其他开源的方法，试图突破议会限制。
关于基督教，我已在《冲破中世纪的三驾马车（下）—宗教改革》已讲述。基督教形成了一套教区-教省、主教-大主教-教皇这样完整而有效的教会体系，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。它的财政也是独立的，收入直接进教会，与政府是两条线。
教会的收入有两种：1、首年俸，主教们要将第一年的俸禄交给教会，作为任职批准的条件；2、什一税，广大信徒们每年上缴自己年收入的1/10，是教会收入的主要来源。
在英法两国，几乎所有的平民都是基督教徒，教会占据全国1/5-1/3的土地。由此可见，教会是多么富裕，一点也不比政府差。
在中世纪，教权与王权是一种相互制约、相互依靠的二元关系。资产阶级的兴起，打破了这种平衡，资产阶级支持王权和国家统一。地理大发现后，资产阶级快速发展，教会的巨额财产和地位衰落，使之成为国王垂涎欲滴的攫取对象。
1515年弗朗索瓦一世继任法国国王，由于意大利战争花费巨大，法国财政吃紧，而此时的对手哈布斯堡，依靠南美的金银，坐享其成，财政始终有保障。
弗朗索瓦一世的第一件事就是财政开源。
1516年，他强迫罗马教皇签订《波伦亚宗教协定》，国王掌握主教任命权，什一税归国王，首年俸归教会。教会的绝大部分收入进入国库，国王财政实力得到较大的增强，得以继续征战意大利。
意大利战争期间，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（1509-1547在位）趁机攻击法国，试图夺回原有的大陆领地，但英格兰国王的财政实力，根本就无力发动战争，议会的特别税也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。
战争还使得关税开始减少，到了16世纪30年代，亨利八世遭遇严重的财政困难。与法国一样，英格兰将目光瞄向了教会。
1534年，在资产阶级下议院的极力支持、以及封建贵族上议院的默许下，议会通过了《至尊法案》，将首年俸和什一税全部收归国王，没收教会土地，英格兰与罗马教廷就此断绝联系。
亨利八世不仅无偿得到了年均2.5万英镑的教会收入，还通过出租和出售教会土地，获得了年均13万英镑的收入。
凭此一项，国王常规收入立刻增加一倍，达到25-30万英镑，效果立竿见影。
而失去财政来源的英国教会，彻底被君权所控制。这就是所谓的英国宗教改革，实际上是国王的一场财政改革，与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佛是一样的性质。
读到这里，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，同样是缺钱，但法国并没有像英格兰对待教会那般决绝，而是选择保留了教会的土地和一部分收入。原因就在财政里。
法国财政收入基数大，教会收入是锦上添花；但英格兰收入小，教会收入是雪中送炭。法国税收靠平民的直接税，英格兰是不直接依赖于平民的间接税。因此，法国没必要去冒民众信仰危机、国家动荡的风险，英格兰则是见钱眼开、饥不择食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其代价就是全国骚乱不断，这就是玛丽在1553年恢复天主教的渊源。
教会的收入，缓解了英法两国的财政紧张，这样一笔横财，不能解决财政的根本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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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之恶僵持不下的意大利战争考验着法国财政。1523年，政府收入515万，政府开支538万，出现财政赤字。扩充财政收入势在必行。
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首先想到财政体系的改革。将地方收入都集中送往中央国库，由政府统一进行划拨，建立集中支付的集权财政体制。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，三级会议省根本就不配合这项改革。步子迈得太大，改革推行不下去。
为了握紧地方的钱袋子，既然正面刚不行，那就从侧面迂回包抄：
1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，负责公开出售官职。买官的人，可以得到各种特权，包括免税。这个卖官收入相当于教会的首年俸。
2、与大资产阶级签订征收间接税的包税合同，包税人先将规定的税额付给国王，再征税，超出部分就是油水。这就是包税制。
卖官鬻爵和包税制一看就是臭名昭著的敛财方法，被称为“法国之恶”。但对于当时的法国而言，这很有效，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，也可以创造一批依赖于王权的官僚。弗朗索瓦一世靠这两种方法向地方渗透，成为法国专制的奠基人。此后250多年，法国的财政体系和政治体系也不过是逐步完善他的制度而已。
与中国建立科举制的文官体系不同，法国这种短平快的专制方式无疑低劣得多，历来被我们所不齿和极力防备。论专制成熟度，大中华独占一级。
弗朗索瓦以此将全国最富有的资产阶级收编为我所用，资产阶级无疑比封建贵族好驾驭得多。法国财政收入随之节节升高，1549年为660万里弗尔，1559年1200万，卖官收入和包税制的真正威力，要等到17世纪和18世纪，下篇再表。
法国的社会结构也迎来明显变化：
1、法国资产阶级纷纷成为官人和包税人，获得各种特权和政治地位，此后他们不再专心发展商业，而是想着怎样剥削平民，躺着挣钱。这就是法国的资产阶级贵族化，与英格兰刚好相反。
2、平民成为牺牲品。一方面官人和包税人借助行政力量，从平民身上疯狂榨取财富。另一方面随着免税的人越来越多，税收负担落在了最弱势的平民头上。平民的税负陡增。
社会则分成泾渭分明的等级：国王-免税阶级-平民。免税阶级也是分裂的：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对立，他们唯一的共识是搜刮平民。这种尖锐的阶级对立爆发，法国大革命的种子就此埋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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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格兰货币贬值+借钱不还1534年后，亨利八世的常规收入达到25万英镑左右，但在军事开支面前就显得微薄了。1543-1546的军事开支就已经是320万英镑，而议会特别税才46万英镑，加上教会批准的13万英镑教士补助金，以及国王的常规收入，军事开支的缺口依然大得很。
国王被逼无奈，就想到了货币贬值，通过在货币中掺假，快速获取通货膨胀收入。亨利八世就曾一次性获得36万英镑的收入。亨利八世之后的爱德华六世，屡试不爽，年均能从货币贬值中获利40万英镑。
货币贬值也成为国王的“靠山”。
在“紧急情况”下，国王还进行举债，包括国内借款和外债，但是基本不还。亨利八世在1522年和1529年分别借款26万和32万，然后议会都免除了国王的债务；玛丽女王借款10万，从没还过；1544-1566共借款184万，大部分没还。举债，成为国王变相的财政收入，实质还是议会的特别税，最终还得靠议会偿还。
到16世纪中叶，在英格兰的全口径收入中，常规收入、货币贬值、借债、议会特别税四分天下，也就是说，议会特别税占收入的权重为1/4左右。英格兰国王通过这一系列的财政开源方法，力图降低对议会特别税的依赖，增强自身的财政自理能力，结果就是王权的逐渐增大。
其最大问题在于，货币贬值、借债、议会特别税都是临时性的、不可持续的，无法每年实现收入，有可能今年陡增，明年陡降，这就导致英格兰财政收入的稳定性较差。法国无论是直接税，还是卖官收入，都是每年有收入，从而使政府收入有稳定的现金流。
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，英格兰的专制缺乏独立性。国王财政的“任性”，建立在议会对国王的容忍上。在《冲破中世纪的三驾马车（上）—从吸血鬼做起》提到过，在这个时期，贵族和商人阶级双方势力达到了不相上下的地步，从而都对国王形成了一定的依赖，这种专制是不稳定的、流于表面的。
“君主专制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，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，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，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朱压倒另一方。”
——马克思
英格兰的财政体系，决定了国王非常依赖于下议院资产阶级的支持，否则英格兰立马回到中世纪的封建割据，这与法国资产阶级依赖王权截然相反。国王与资产阶级的联盟，使得资产阶级取得了与贵族分庭抗礼的政治地位，这就是英格兰与法国在社会结构的关键区别，而两国的平民都处于悲惨地位：法国重税，英格兰圈地运动。
在上篇我提过，英格兰农业薄弱，先天依赖商业。一旦商业发展带来资产阶级的迅速扩大，势力平衡被打破，国家便朝着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向发展，这就是英格兰很早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因。
16世纪50年代，英法两国都发生了宗教分裂，这在《冲破中世纪的三驾马车（下）—宗教改革》已经讲过。为解决内乱，法国和英格兰分别在1561年和1563年召开了宗教会议。但结局截然相反，法国调解失败，进入内战；英格兰和平解决，国家继续发展，详见《意识形态的对抗，西欧各国不均衡发展的开端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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